作为这座“文化宝殿”上自由自在的“帝王”，钱钟书的长寿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淡泊名利

钱钟书对名和利的淡漠也是出了名的。

大陆18家省级电视台拟拍一部大型系列电视片《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》，第一批36人，钱钟书自然名列其中。但是任凭电视台的磨破嘴皮，他硬是婉言谢绝。有一次摄制组人员给钱夫人杨绛打电话：“被录制的文化名人，还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——钱。”钱钟书立即从旁插话：“我都姓了一辈子钱，难道还迷信钱吗?”

当夜，钱钟书梦见有人将自己揪到电视机前，与当年批判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情形无异。后来，拍摄者为表歉意，特购一大花篮放在钱家门前，……“钱老，我们算服了您了!”

钱钟书怕记者，更怕摄像机，因为他实在怕出名。

那年他因病住院。一次夏衍过生日，夏的女儿给他送来一块蛋糕。他边吃边与人闲聊。这时中央电视台一位摄像记者悄然进入病房，准备偷拍。一开始拍他后身。钱钟书并不理会，因为天下人的后脑勺恐怕都差不多，接下来记者壮胆走向正面，正要拍照，钱钟书忽然一撩起被子，连人带头带蛋糕一起捂了进去。搞得头上身上被子上全是红的白的奶油。记者极感窘迫：“真不给面子。”一位很会选题的香港记者专门就此情节做了一稿《被窝里吃蛋糕的钱钟书》。

英国女王有次来到中国，国宴陪客名单上点名请钱钟书去，被他称病推掉了，事后他告诉外交部的熟人：“不是一路人，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80岁那年，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讲座会，他坚决不同意。对这类活动，他早已有言在先：“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，找些不三不四的人，说些不痛不痒的话。”

对于熙熙攘攘的天下人争而趋之的“利”，钱钟书更是避之唯恐不及。

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，实际授课时间加起来只有8个小时，开价16万美金，交通、住宿、餐饮费另行提供，可携夫人同往。钱钟书不假思索地回绝了。他对校方的特使说：“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，就这种水平，我给他们讲课，他们听得懂吗?”

淡泊名利寿自高。由钱钟书观之，信矣。

夫妻情深

钱氏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为佳话。半个世纪以来，夫妻二人相濡以沫，即使不得已分开，也总是鸿雁频传。这种夫妻之情为他们的健康长寿打下了牢固的心理基础。

据杨绛回忆，钱钟书写《围城》时，她曾自愿包揽了劈柴、生火、烧饭、洗衣等家务。两年里钱“锱铢积累”地写，杨“锱铢积累”地读，读完后夫妇“相视大笑”。

“文革”中，钱氏夫妇曾流放到黄泛区穷乡僻壤，两位老人过着集中营式男女宿舍的日子，但他们仍像年轻人那样悄悄地雪地探亲，隔溪幽会，偶尔聚拢在一起吃上顿集体混合年饭，便美如新婚燕尔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钱钟书夫妇闭门避嚣，专心治学。他们谢绝了众多国内外邀请，过着“很惬意的日子”，杨绛风趣地对人说：“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，搬一搬就要散架了。”

前两年钱钟书住院时，夜里失眠。一次杨绛给他服下舒乐安，自己也要服下一片，钱钟书不让，杨绛抗议：“这不公平，在家里不是我吃安眠药你也陪着吃吗?你说过中毒咱俩一块中，岂可让你独中乎?”钱钟书拉着她手臂道：“你不失眠，最近睡得挺好，白天一累，夜里呼噜打得跟咱家原先养的猫似的……”。